傅泽南是“85美术新潮”的代表艺术家之一，早在1985年就因发起组织“江苏新野性画派”，而蜚声艺坛，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。那时候的傅泽南，之所以能够成为热点人物，是因为他倡导和追求的“新野性”，与当时整体的社会氛围相吻合，传递出了某种个性张扬与思想解放的内涵。而这些内涵，正是新潮美术的人文起点，也是整个社会再度开放以后，所呈现出的一种价值诉求。“新野性”站在新时期的逻辑起点上，领一时之风，自然也就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标志之一。

　　然而，九十年代以后，随着理想主义的式微，以及商品社会的到来，新潮美术开始全面退潮。艺术家也大都由原来的狂热与激进，而逐渐趋于冷静和理性，由此使得艺术潮流出现了一次大的转型。傅泽南当然也经历了这个转型，感受了转型带来的阵痛。但与许多新潮艺术家顺势而为不同，傅泽南在时代的裂变中，并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艺术初衷，而是始终坚持自己的“非理性”创作原则，走上了一条疏远于艺术潮流、自我反叛的痛苦之路。这也使得傅泽南那一时期的作品，相比八十年代的狂野、奔放和热烈，而更加苦涩、晦暗与深沉，带有某种悲剧的意识。

　　大概是从世纪之交开始，傅泽南的艺术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，原本粗砺的笔触，厚重的肌理，逐渐被平涂手法所取代。与此同时，一些象征理性结构，又具某种当代性的视觉符号，如棱角分明的现代建筑，如用于工业制造的重型机器等等，开始与他虚构的一些物体，同时映入到画面之中，构成了理性和感性相交织的视觉形态。应该说，这些变化象征了傅泽南的某种入世精神，也表明了他对当代社会的关注。不过，也许是性格使然，也许是思想所好，傅泽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理性沉淀之后，还是去蔽存真，回到了自己的真性情，以及非理性的探索轨迹上。他手中的画笔，也因为这种自我回归，而再度获得了野性的力量。

　　近期作品中，傅泽南恢复了原来的野性精神与狂放性格，甚至进一步强化了画面的肌理感与紊乱感，并以此铸成自己的艺术语言。就题材而言，则基本是由两部分构成，一是具体的人像，一是抽象的乱象。但无论是乱象，还是人像，都彼此相关联，于乱象中闪烁着魍魉般人的身影，于人像的面部又往往暴露出乱象与纠结……显然，傅泽南是以此来隐喻这个乱象丛生的世界。虽然今天的世界，推崇科学和理性，但这些因素在面对非理性时，往往不堪一击。所以，以非理性的艺术方式，来揭示这个非理性的世界，远要比表面的审美方式真切得多，也有力量得多。大概正是基于此，傅泽南在创作之余，才又重新树起“新野性”的大旗，并为此而奔走疾呼。